开云电竞周燕：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从一块巧克力谈起｜IPP未来论坛近日，中山大学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科技政策教席周燕教授在第四期IPP未来论坛上以“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从一块巧克力谈起”为题做主题演讲，分享了她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深入思考开云电竞。

　　周燕教授从质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生产力与信息费用的关系以及相关的政策含义等三个层面分享了她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思考。她认为，新质生产力必须经过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而中国的优势在于拥有足够大的市场，中国的技术商业化有着相对广阔的试错空间。

　　“新质旧质，能够创造生产力的就是好质”，“从政策角度来看，关于科技政策的选择就是政府边界的问题、是产权设计的问题、是竞争准则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交易费用的问题。”

　　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我特别喜欢从本质上思考一些问题，今天来是想和大家分享我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想法。我的题目是“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从一块巧克力讲起”。我会分为三部分进行介绍和分享，一是质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二是生产力与信息费用的关系，三是相关的政策含义。

　　我是教经济学基础的，所以一上来就要谈一谈需求定律。需求定律（The law of demand）指的是其他因素不变，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必定上升。在几何上就表现为纵轴是价格，横轴是数量，它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需求定律可以说是整个经济学的灵魂。我在读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产权经济学的一代宗师Armen·Alchian（阿门·阿尔钦）讲这条曲线可以讲五个星期。现在一般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家可能五分钟就讲完这条曲线了，但是他要讲五周开云电竞，可想而知这是多深的功力。

　　我下面讲的内容和需求定律密切相关。需求定律的横轴是量（Q，quantity），量可以分为有质的和委托的两大类，当然有两者合并。这里我要聚焦讲有质的量。

　　什么是有质的量？比如说，你要给女朋友买一颗钻石，钻石的卡数是指钻石的大小、色泽、瑕疵、切工，这四样都是钻石的质，各有各的价开云电竞。因此，钻石的需求曲线有四条，四个价对应四个有质的量。

　　怎么应用这条需求定律？我有一位朋友在广告行业工作，他说我们每天看到很多广告，基本上看完就忘记了，但广告史上有一句最成功的广告语是关于某巧克力品牌的——“只溶在口，不溶在手”——这个广告打了几十年经久不衰。他既然做广告，就要研究这个广告为什么那么成功。

　　他发现，受到广告影响买这个牌子巧克力的开云电竞开云电竞，往往是家庭里面的妈妈。过去在没有洗衣机、没有各种各样的洗涤剂的情况下，小孩子吃巧克力弄到衣服上很难洗，所以他们就推出了这样一个广告。这个广告抓住了巧克力的其中一个“质”，就是它很容易弄脏衣服。妈妈一看到它可以不弄脏衣服，只溶在口里面，销量就上去了，最后广告获得了巨大成功。

　　我们可以想一下，巧克力其实有很多“质”。比如说有一款巧克力的广告词就是“so sweet kiss for you”，讲的是巧克力很甜蜜；又比如一个巧克力品牌广告词是“尽享丝滑”，讲的是巧克力在口中的感觉特别丝滑。巧克力有很多质，打广告的时候抓住什么样的质？你的客户是什么样的人？这是至关重要的，将决定你的广告能不能成功。

　　从这个例子，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巧克力案例，就是一个品牌的巧克力蛋。巧克力是这个蛋的一层外皮，里面有一个玩具，他不告诉你里面的玩具是什么。

　　对于厂家来说，设计这个产品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把玩具放在蛋的外面，告诉你这个玩具是什么；一种是把玩具放在蛋里，不告诉你玩具是什么。结果一定是放在蛋里面更好卖。

　　为什么要放在里面？从经济学上来讲就是增加信息费用？其实很有意思，那就是厂家不仅是在卖巧克力、卖玩具，还是在卖、卖一种风险和娱乐。你不知道这次买到的玩具会是什么，小孩子就有好奇心，我要买很多拆开看。大家想一想，这和需求定律的钻石是不是非常相似？一小块巧克力，里面其实有很多质。

　　我们用放大镜来看巧克力——同样的商品，它有不同的质；一种商品，有多种质。这些质是商家、政府选的吗？不是，它其实是消费者选的。这里就隐藏了一个市场的基本逻辑：在市场竞争里，消费者认可哪种质，哪个广告就会胜出，哪种产品就会胜出。商家要做的就是把不同的质进行筛选和组合，最终的关键就是消费者买不买单。

　　这句话其实讲了很重要的问题。质要成为生产力，最终生产力将决定收入分配——就是说，谁掏钱出来买，谁去赚这笔钱。我们不谈收入分配，但是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觉得很多学者在讲新质生产力的时候都遗漏掉了，就是消费者评估。也就是说，你要被市场认可，这个质才有可能成为生产力，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首先是英特尔的例子开云电竞。过去我们下载电影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下载会特别慢，英特尔就想办法扩容，扩容了就好比高速公路宽了，能下载的东西就多了快了。英特尔当年投了很多钱搞扩容，没想到消费者不买账，为什么？因为突然有一个新的技术叫BT杀出来了。这个技术非常有意思，是越多人下载速度越快。一部电影会拆分成很多部分，每个人下载这个电影的不同部分，然后互相之间进行传输，所以越多人下载这部电影越快下载成功，英特尔的十几亿美金全部打了水漂。

　　尽管英特尔投入巨资来提升数据中心和网络基础设施的性能，但2001兴起的BitTorrent等P2P技术的出现使得英特尔的投资回报大大降低。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另外一个例子是摩托罗拉。在功能机时代，摩托罗拉手机是有钱人的标配。摩托罗拉赚了很多钱之后，就投入到他们认为最高级的科技——“铱星计划”，几乎把家底全部堆了上去。他们往太空放了70多个卫星，这些卫星排列特别像铱原子，因此把它称为“铱星计划”。这个计划的口号就是要让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用摩托罗拉手机打通电话。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比较低端的技术叫GSM技术，摩托罗拉看不上。偏偏消费者最后选择的就是GSM技术，没有人要铱星计划。为什么？因为铱星计划太贵了。的确，你可以在地球任何一个角落打得通电话，但是你不会成天没事干跑到珠穆朗玛峰上去。它的成本特别高，一分钟要1.4美金，消费者不买账。后来的智能机时代，技术基础就是GSM技术。摩托罗拉追求最高端的技术，但却因此错失了前景开云电竞。最后这70多颗卫星上传了一个软件，全部掉下来，由此宣告失败，这就是消费者不买单的例子。

　　摩托罗拉的铱星计划曾得到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的支持，但这一计划从正式启动到宣告失败只经历了两年的时间，主要原因是是市场需求的缺乏和成本控制的失败。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还有一个例子是我们今天用的移动电话。大家都以为移动电线年摩托罗拉工程师在曼哈顿打了第一次移动电话。其实不是，移动电话专利是属于苏联工程师的，他们在1957年就已经拿到了专利。但非常讽刺的是，一直到苏联解体以后，那里的人才开始在市场上买到其他国家品牌的手机。

　　因此我想告诉大家，技术和产业化相比，后者有时比前者要重要得多得多。一些技术被另外一些技术取代，竞争准则并不是技术的尖端性、复杂性，而是它是否被市场认可，是否被消费者认可。

　　除此以外，有了技术，什么时候推向市场？时机也是一大问题。产业结构什么时候、向哪个方向调整？是由市场决定的。比如说，现在我们都只看到了传统相机被数码相机取代，数码相机被智能手机取代的趋势，但当时的政府能不能知道这个趋势，布局智能手机？在我看来不可能。哪怕对于企业而言相同或者相似的技术，推出的时机不同，命运都会不一样。

　　比如说飞信和微信。在座各位有用过中国电信推出的飞信吗？它有一段时期很辉煌。它的技术和微信其实是一样的，但它是2007年推出的，微信只是迟了几年，在2011年推出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2003年诺基亚推出了一款N-Gage手机，它是可以打游戏的。但是当时手游开发者还没有那么多，市场上也没有那么多需求，大家不大会为了玩游戏而买一款手机，所以最终这款产品被市场淘汰出局。你说它的技术不新吗？很新开云电竞。

　　N-Gage手机最初推出于2003年，被设计为手机和掌上游戏机的混合体。但它既不是一款优秀的手机，也并非一款优秀的游戏机，模糊的中间定位使其被市场淘汰。图源：wikimedia commons

　　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何为新？何为旧？这是由市场中的消费者决定的。这里我想借用的一句话：“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新质旧质，能够创造生产力的就是好质”，不用管技术是新还是旧。

　　英伟达是这一两年来绝对的超级巨星，黄仁勋也被称为“AI教父”而如日中天。1993年开始，他做最不起眼的显卡。但黄仁勋做的是并行计算，英特尔的CPU做的是顺序计算。

　　黄仁勋最初将公司重点从传统的2D图形处理转向并行计算技术上时，遭受到外界普遍质疑。但随后市场对高性能图形处理和计算的需求显著增加，英伟达也凭借技术优势，成为了全球市场领导者。该图片属于公共领域。‍‍‍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我们用英特尔CPU的逻辑，比如画一个人首先是画脸再画眼睛、嘴巴，并行计算是一下子这个人就推到你面前。这是因为当时的显卡主要是用来打游戏的——我们打游戏的时候都知道，进入某个环境某个场景，它不会一下一下出现，必须要整个场景出来让你身临其境。这有什么新东西吗？没看到有什么新东西。

　　黄仁勋厉害的地方不只是做显卡，还有计算在里面开云电竞，但是很可惜，做出来以后一直在亏钱。一直到挨到2017年，比特币的风口来了——比特币挖矿需要无脑的并行计算，导致并行计算开始崭露锋芒，英伟达的股价也因此开始起飞。

　　随着比特币和虚拟货币的市场回落，英伟达的股价也随之下降。一直到2023年ChatGPT的出现，英伟达一下子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一个月股价涨了50%开云电竞。时至今日，英伟达市值已经超过了2.25万亿美金，仅次于微软和苹果，成为全世界第三大市值的公司。他做什么新东西了吗？他是做显卡出身的。

　　我们还发现，不管是做学术还是做企业，往往都要很执着。黄仁勋很早就看到了一篇斯坦福的博士论文，讲怎么样做系统。他就非要把显卡绑上CUDA系统，华尔街都不看好，觉得你搞好显卡就可以，搞什么软件？毕竟显卡+软件的组合，两者都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市场买他的账，买他的GPU。今天大家都说英伟达像苹果公司一样打造了自己的生态，在我看来这都是事后诸葛亮。之前他亏了那么多年的钱，大家都批评他不该做计算，不该做系统，但是他很执着一直在做。

　　大家想一想，微软错失手机操作系统，英特尔错失手机CPU，诺基亚和摩托罗拉错失了智能手机市场，英伟达做显卡出身，自己都预想不到自己在比特币时代和AI时代的崛起。

　　谁能降低信息费用？政府吗？你认为政府会比摩托罗拉、英特尔还要更了解市场吗？政府一度在推的5G现在越来越没人提了，股价、芯片、相关的内容都在下降开云电竞，为什么？因为使用5G的成本太高了——基站要多建4倍，耗电量增加12倍，消费端的消费增加至少10倍。但是带给我们什么产品了？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前财政部长楼继伟曾经讲，因为美国打压华为，打压5G，所以中国政府投资了上千亿，大量铺设5G基站。但是他说5G可能不应该用在个人手机端，基站的布局可能全都错了。这一点告诉我们，普通产品的市场信息费用高，高科技产业的信息费用更高。怎么降低信息费用？我研究了多年高科技产品政策开云电竞，发现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交给市场。

　　在市场中，大量的企业从各种产品、各项技术、各个方向上试错，一家企业同时生产或者研发多种类似的产品去寻找市场的需求。有没有人愿意为此买单？你朝着A方向，我朝着B方向，没有人知道哪个是对的，活下来的是对的，因为信息费用高。

　　腾讯是一家非常伟大的企业，它的微信产品诞生于QQ部门，微信和QQ是竞争关系，马化腾看到这个情况赶紧让微信另起炉灶。他就怕QQ打压微信，让他们竞争，看谁可以活下来，没想到两个都活得很好——老人家用微信，年轻人和小朋友用QQ，各自有各自的市场。所以我说腾讯是一家伟大的公司，明知微信和QQ是竞争的，就让他们在企业内竞争。

　　相反，数码相机最早是由柯达公司研究出来的。但是它害怕大家用数码相机就不买他的胶卷了，就把数码相机束之高阁。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看一下华为——华为有一个部门专门研究怎么打败华为。这就是市场，大家都在试错。

　　经济学有一个假设，人是自利的，自利人一定是向着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方向选择，否则就会被市场淘汰出局。市场竞争下的淘汰也一定是往高处走，也就是高效率替代低效率。在我看来，市场的结构无时无刻不在调整，市场主导的经济转型不可能诞生衰退，也不可能有什么“阵痛”。

　　回到经济学的经典——亚当斯密的《国富论》。200多年后的我们看他的著作，仍然不感觉过时。 他说：

　　“我们的晚餐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他们给我们的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每个人尽其所能争取最大的利益，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改进尽力而为……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的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更大开云电竞。” —— 《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亚当·斯密 Adam Smith，首次出版于1776年

　　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经济思想，比如传说苏轼的治世之道，上策：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因为市场有自己的准则。还有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以前我读书的时候，老师和我说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学者在旁边给他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因为两本书的主题思想完全一样。还有孔子讲的“无为而治”，其实背后都隐含着深刻的经济学。

　　“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交了很多学费才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神话，只有一些很朴素的道理，从古至今人们在讲的道理：便宜的打败贵的，质量好的打败质量差的，认真的打败轻率的，耐心的打败浮躁的，勤奋的打败懒惰的，有信誉的打败没信誉的...... ” 王兴，公众号：正和岛

　　所以我们看到市场的选择，其实是消费者的选择。每位消费者所拥有的信息和偏好都是各不相同的，在市场里面有一个自我惩罚机制（Self-punishment Mechanism），只有那些准确把握消费者信息的企业才有可能生存下来。

　　回到“阵痛”的问题。很多人经常讲“AI一来，我们就麻烦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常态开云电竞。技术每时每刻都在变开云电竞，只不过有大有小，有新有旧而已。

　　1765年珍妮纺纱机出来的时候，纺织工人跑去砸掉机器，为什么？因为机器的出现让他们丢掉了饭碗，以前自己在家里纺织，现在大工厂有珍妮纺纱机。去年大家看到因为AI的发展，好莱坞一大堆编剧跑去，他们要写两三年的剧本，ChatGPT几分钟就可以写出来了，写得还更好。有些是因为技术，有些是因为事件或者事故。总而言之，这个市场无时无刻都在发生变化，瞬息万变。

　　回看过去，淘宝出来的时候，很多实体店都倒闭了，甚至还有经济学家讲“淘宝不死、中国不富”。当年淘宝打败Ebay和亚马逊之后，大家都认为它会垄断，所有交易都在淘宝进行。

　　后来的事实不是这样——京东崛起，专门做高端物品，淘宝急忙推出天猫来应对；这两年又有拼多多坐上了风口，专门做低端产品，淘宝又赶紧推出淘特。这几年阿里巴巴是颓势尽显，我做投资的朋友没有一个看好它。前有虎狼后有追兵，哪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看到技术、事件、事故，各种各样的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竞争的失败者一定是抱怨的，害得我丢了饭碗、关了店等等。但是市场里的强者，应对每一次变化都会想“这是一次机遇，我要抓住它”。

　　前几年因为疫情开云电竞，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倒闭，但是有一家叫做“多邻国”的企业逆势崛起。它2021年上市，2023年市值达到65亿美元，成为上升速度最快的一家企业。因为疫情导致大家没有办法考和，美国的大学也没有办法招收学生开云电竞，路易斯·冯·安就看中了这一点，推出了一个居家考试，费用60美金，考一个小时。他把多邻国的成绩和进行比较，一致性非常高，他首先找耶鲁大学推销，校长也同意了。耶鲁一认可，接着全世界8000家大学都认可，这家企业就起来了。我身边认识的很多朋友的小孩子，一周考一次多邻国开云电竞开云电竞，反正60美金，比你考要便宜得多，还可以不断提高成绩。疫情对某些人来说是灭顶之灾，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机遇和机会。

　　在市场里，一定是更优的技术、被消费者认可的技术才有可能脱颖而出，而不是更尖端、更复杂的技术。

　　每家企业每天都在市场里面摸爬滚打，寻找方向。政府有可能会比企业更关心技术进步吗？他能够降低信息费用吗？英特尔都不知道的BT技术，摩托罗拉都不认可的GSM这种落后技术，政府能提前知道吗？在构成产业最微观的企业产品上，产品本身（包括技术）的信息费用高昂，消费者偏好的信息费用高昂，政府是没有办法降低的。

　　以前我在国外，老外总喜欢拿着一张照片问我：周老师，中国人这么喜欢蓝色的衣服吗？大家都穿蓝色，而且都是一个风格一个款式的，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为什么你们的偏好这么奇怪？

　　我告诉他，这和我们的偏好没有任何关系。资源配置与“有形之手”还是“无形之手”密切相关。为什么现在中国人不穿蓝色衣服，而是五颜六色？这是“无形之手”在配置资源。你喜欢穿红色，你到市场上出价买红色衣服，你的偏好马上就传递到价格上，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增加，价格往上走。商家想挣钱就多生产红色。这样一来，每个人的信息费用都可以立刻传导到价格机制上，商家就依此来配置资源。今天在“无形之手”的配置下开云电竞，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衣服、各种各样的颜色。但是过去，在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开云电竞。他不知道你想穿什么颜色，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款式，所以为了降低消费者偏好的信息费用，就生

　　产同一种款式、同一种颜色。当然，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年轻人每根头发颜色都不一样了。

　　改革开放后，服装企业开始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生产，厂家通过销售数据来分析消费者偏好，实现了生产的市场化和多样化图源：新华社

　　还有很多人说，用“两弹一星”的模式去生产芯片，为什么难以复制？我的答案就是：因为市场瞬息万变。“两弹一星”不需要考虑市场，只要研发出来就有威慑力。它不需要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

　　还是看英伟达的故事。2000年以来，英伟达多次失败——显卡失败，差点被ATI收购；员工涉及内部交易、过度营销；进军手机芯片失败。2002年，英伟达股价跌了90%，2008年股价跌了80%。黄仁勋发明了一句话FoMO（Fear of Missing Out），讲的是要不断颠覆自己的技术，甚至还弄出了一个Huang’s Law：每两年性能翻超过三倍，比摩尔定律18个月翻一倍还快，要每6个月推出新一代的芯片。

　　美国的媒体写道：对错失良机的恐惧支撑着动力强劲的市场。你有好产品出来，必须要有动力强劲的市场，黄仁勋就害怕哪一天被淘汰出局。但“两弹一星”不需要害怕市场，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复制到芯片上。

　　当代社会的产品都是由企业公司生产的。公司就是一个“有形之手”。公司的合约性质是经济学最困难的一个领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没有分工，我们不可能看到今天财富大量和快速地涌现。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就告诉你，分工带来的财富可以增加得多快：一个人一天生产不出一枚针，但是只要分工拆成几个工序，平均每人每天能够生产4800枚针。他和你讲工业的核心是分工，完成分工的是企业，企业里面老板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老板说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这是有形之手。

　　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中强调了分工对经济生产力的巨大影响，这是他理论中一个核心概念。

　　很多人就会问，现在主要都是公司企业在生产，这不是“有形之手”吗？甚至2021年还出现了可以重新搞回计划经济的说法，因为现在已经有了大数据，可以让计划经济完美实施。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公司和政府都是“有形之手”，政府的不可以，公司的却可以？关键点和产权有关。

　　第一点，不管公司内部怎么胡作非为都没有关系，最终对公司进行“考试”的是市场。因为你的产品要推到市场上让消费者愿意买单，这就是无形之手。但是政府项目基本上都不需要经过市场的考试，夸夸其谈就可以，这就是问题。

　　第二点，资源转让权重要。转让权允许资产拥有者选择进入还是退出，进入公司以后还可以退出。老板你要聘请我吗？做牛做马做奴隶都可以，关键看你给我多少工资报酬，老板言而无信我就另谋高就。现在年轻人经常讲一句线万，公司是我家，老板是我爸；月薪三千，我就是老板的爸”。年轻人讲这个话，因为他可以随时进入和退出。

　　中国的经验也是如此。在过去，计划经济失败就是因为政府不需要考市场之试。改革开放之后，在县际竞争之下，各级官员都要考市场之试——GDP是市场之试，地价是市场之试。地价卖得高，公务员收入也高；地拍不出去，工资也要往下降。这是市场之试，不及格不会有奖金或者无法升迁，这是中国经验。

　　上周量化投资之父Jim Simons去世开云电竞。他被称为“最会赚钱的数学家”，去世的时候个人净资产达到了314亿美金，福布斯排名世界第51位。特别有意思的是，Jim Simons曾和陈省身老先生合作写过文章，提出了“Chen-Simons Theory”。这篇学术文章至今为止的引用率都非常高，平均每天被4篇物理学文章引用。他去世之后有很多朋友都在缅怀他，借机我们也缅怀一下，因为他讲的市场投资五大原则和我前面讲的内容实在太高度相关了。

　　我最近这几年都在做科技政策方面的研究。从政策角度来看，关于科技政策的选择就是政府边界的问题、是产权设计的问题、是竞争准则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交易费用的问题。

　　提问：我的问题是，创新一般分为“颠覆性创新”和“渐进式创新”。按照常理来说，渐进式创新更容易被消费市场接受，更容易通过市场检验。但是如果从更宏观的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来讲，肯定是为了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我们更期待的是颠覆式创新。我的问题是：如何保障颠覆式创新在市场上的成功？谢谢。

　　很多时候我们做研究喜欢讲宏观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所有宏观分析其实必须要立足于微观基础。你刚才讲的“渐进式”和“颠覆式”，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经济学概念，我说不太清楚什么为“颠覆性”、什么为“ 渐进式”。

　　我前几年主要做大科学装置的研究，当时发现从基础研究到产品端有一个过程开云电竞。很多人说大学的东西没有用，因为它聚焦于基础研究。从基础研究一步一步走到商业化，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但没有基础研究也到不了商业那一头，同样只有技术研究也到不了。从基础研究怎么样运用到产品出来到市场认可，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近几年，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过程能不能快一点？比如说，从富兰克林发现电，一直到后来电灯出现大概经历了一百年。我们能不能快一点？中国是很有优势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市场足够大。还有就是试错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市场足够大，很多东西研究出来，只要在中国市场行得通，那拿到全世界去边际成本为0，是可以直接收钱的。

　　另外，还是科学研究要找到那个解。比如说一项技术要商业化，那要很多人试错。我们经常举的例子就是，要找泰坦尼克号，如果只有一艘船去找就会很慢；有成千上万艘船找就会快很多——这是中国的比较优势。

　　现在美国有一个list专门制裁中国企业，但这些企业其实都不是政府计划出来的，而是在非常残酷的竞争之下出来的。大家老是提华为，如果了解一下华为的发家史，你会知道他经历过的竞争都非常非常激烈。

　　现在大家的关注点都是国家在制定什么政策。但我认为，我们要去研究的是，究竟我们有哪些比较优势？真正的比较优势其实是我们的市场足够大，找泰坦尼克号试错的时间会比较短。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开云电竞。